我带着第二个我来狂欢。我们的黄鸭脚踏船不停地撞在一起。她指向水面的另一边，我脚下的鸭子船与其倒影合二为一。第二只鸭子和第一只一样黄，却更加闪亮。在蓝色栏杆后，一堆塑料玩具堆叠在一起，我开始数数。但是分类的载体必须是数字吗？我轻轻推动摇杆，手变成了一只爪子伸进那台透明的娃娃机。奖品是给我的，还是给她的？旋转木马上，我的身体被机器推向她的灵魂，但是重逢的努力却以无效告终。那天晚些时候的秋千上，我被人从身后轻推，以为是她，结果她却静静地坐在我的左侧分毫未动。也许推动我向前的是她的静止？疲惫中，我们走到了整齐排列的座椅前。没有人正在表演。我想坐在后排歇息，她却执意冲到前面。当我们分开坐下时，我看见座位背后印着数字 —— 我陷入沉思，我是一号，还是二号？

我带着第一个我来狂欢。我们的黄鸭脚踏船不停地撞在一起。我看到他的鸭子变成了两只，一只浮在水面，一只藏在水下。他，连同鸭子和他们头顶上的月亮一起，都被复制成了双份。我们看见蓝色栏杆后的塑料玩具，它们被配对并编号，就像我们：一、二，一、二。我们站在娃娃机前，他操作摇杆的时候我默默祈祷他失败。因为对于玩偶而言，在箱子外面重生的代价是失去在箱子里的第一次生命。旋转木马上，我的身体被机器推向他的灵魂，但是重逢的努力却以无效告终。那天晚些时候的秋千上，我不愿摆动，但享受地看着第一个我荡了起来。那种摆动只有两个方向：前、后，前、后。疲惫中，我们走到了整齐排列的座椅前。没有人正在表演。我们肩并肩坐下，齐声歌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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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天行个展《二重奏嘉年华》呈现七组成对的作品：包括十幅绘画、两件纸上作品，以及与艺术家Sangmin Lee在NARS基金会驻地期间共同创作的一件雕塑作品。

徐的创作源于对遗憾、恐慌、未兑现的承诺以及记忆的反刍。作品中的主要场景 —— 嘉年华本质是一场有序的混乱，成为了一个调和狂喜与歇斯底里的场域。深受法国哲学家让·鲍德里亚(Jean Baudrillard)的理论影响，徐天行的作品将代表真实世界的符号置换成伪秩序，生成自我迭代的绘画性“拟像”。数字编号、人为故障、颜色编码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，指向某种具有欺骗性的不实逻辑。博德里亚认为嘉年华（以迪士尼乐园为例）是一种“威慑机制”，用以掩盖现实的空洞，而徐所构建的虚假秩序却为这场危机圆了一个美妙的谎言——它们如诱饵般，为我们早已踏入的拟像时代裹上一层糖衣。

此次展览中，所有作品均以“对”的形式两两呈现，为“现实与拟像”的二分关系添加了一层物理维度。如果说鲍德里亚认为讯息与讯息载体的混淆是模拟化进程的终局，那么徐天行则邀请我们带上一个玩伴以“双重模式”进入这一场合，哪怕这位玩伴就是另一个自己。或许，与另一个自我合唱出的旋律，才是拟像时代最深切的共鸣。